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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山:父亲和他的诗

2017年07月29日 16:07  作者:吴为山  来源:人民日报  评论()
    父亲六十六岁生日时,我曾为他塑过像。那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塑像也只是表达儿子特别的情感,那尊像后来铸成了青铜像:头微微上抬,颧骨耸起,面部嶙峋,眼睛里透发出不确定的光,并不整齐的头发有序向后……   这是一件写生齐乐娱乐,但更多是定格在我记忆深处的父亲。从我记事始,很少看到父亲、母亲的笑容,母亲总是愁眉不展。我们弟兄姐妹七个,我排行老五,一家人靠父亲一人工资维持生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尽管父亲遭到不白之冤,但始终坚定信念,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四十岁生日,在“牛棚”无辜受辱的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披肝沥胆廿年间,   尽瘁桃林未等闲。   浩劫临头人变鬼,   “牛棚”饮恨笑天寒。   那时,父亲穿的是黑灯芯绒的棉袄、棉裤、帽子。1969年严冬,全家随父亲下放农村,八十岁的爷爷、奶奶和我六岁的妹妹、四岁的弟弟也都成了新农民。父亲也因下放,摆脱了挨批斗的困境,他虔诚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纯朴、忠厚。他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常常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也常吹笛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早晨也起得早,看广阔天地的日出。我的姐姐、哥哥都辍学务农,冬天挖河、拾粪,夏天割稻、造绿肥。父亲琢磨着试制“九二零”农药,还养了一百只鸡,由此而成为左右邻乡的新闻。不料,父亲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   父亲被重新起用后,回学校任教,他把对党的感恩之情投入到工作热情中。他天真、正直,但脆弱、敏感、易动情。重执教鞭的他欣然写下:   阴阳错位本荒唐,   屈子行吟岂自伤。   忽报天公垂雨露,   枯藤野草咏榆桑。   这段时期,他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举国上下学张铁生交白卷,而父亲总是督促我们弟兄读书、读诗,并自制小本子,抄录经典诗词、警句供我们背诵。他自己早晨五点钟起床,点着煤油灯备课、吟诗,到七点钟上课堂前,嘴角上已是两堆口沫了。他喜读《离骚》《诗经》,谈《红楼梦》,讲李、杜,慕王勃,咏东坡。他尤爱那些具有悲剧色彩的爱国诗篇,吟至激昂或低沉处,总是声泪俱下。他也喜欢剪报,贴了若干本,关心时事,紧跟形势。父亲对鲁迅推崇备至,满屋子挂的是他手书的鲁迅诗及名言。这些,也使我们那个时代只能学习课本及毛主席语录的青少年多吸收了一些传统文化,更早地了解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后来创作的《鲁迅铜像》,创作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系列雕像,客观上与父亲早期对我的影响是有内在联系的。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把我叫到蚊帐里,讲“关于细节描写”,这篇文章好像是吴调公先生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我那时正上初中,他对我灌输了一些文艺理论,重点强调文艺的“大众性”,主要出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是充满理解、充满情感而讲的。   1978年和1979年我连续两次高考落榜,后入无锡工艺美校学泥塑,大学梦成了泡影。我彷徨、消沉,父亲作诗,以击鼓催发,并送我过江到了无锡惠山脚下:   求医失路笑难关,   从艺有期莫等闲。   坐井观天终是小,   大江放眼快扬帆。   多年来,我把它作为一种动力,每念及此,总是浮现出第一次由苏北横渡长江的壮阔之景,浪淘尽,滚滚东流……   1982年,父亲离休,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发出感慨“身虽病,心难老,范公志,何能丢?冀明天幸复,重游芳洲。”   那时,我已从艺校毕业,闲居家中,用竹笔蘸墨为父亲作一写生像。这幅画像至今仍保存完好,纸张已呈黄褐色。从那气质上看,他心目中常有古贤人,常吟“抚孤松而盘桓”。紧闭而下垂的嘴角中流露出“待从头,再附骥驱驰,意正遒”﹙父亲词﹚的内心世界。不久,他感叹于“病马嘶槽”,顿生“壮心不已”,在地方上创办“腾飞补习学社”,将一百五十名落榜生组织起来补习,“腾飞”在高考中年年报捷,父亲春风得意,作昂扬斗志的《腾飞补习学社之歌》:堰口虹桥,春光烂霄。巍巍腾飞,兴学施教……喜见人才之丰蔚兮,如雨后之春潮。宏开学社,乐育群芼,中华腾飞,端赖吾曹。   这期间,我们弟兄姐妹都各有其业,父母经济上没有负担。通过办学社,父亲在晚年实现其价值,一吐扬眉之气。   回首看,父亲的经历,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一代普通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是1962年出生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据说母亲生我时,月子里唯一的营养仅是用几条小鱼煮了一锅汤。父母亲在我们每个子女身上都尽了很大力,如今我们弟兄姐妹中有工人、公务员、医生、大学教授,也有在体制改革中转岗的,在平凡的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工作,这与母亲诚朴、勤劳之身教,与父亲之情理交融的“诗教”不无关系。   1998年10月母亲七十寿辰,父亲作:   同甘共苦五十春,   风雨沉浮见淑贞。   育女抚儿来晚福,   糟糠夫妇乐逢辰。   此情此意,化为境界。当年父亲已七十二岁,但他依然天真,似乎理想的光环离他只一步之遥,他每日都在追逐,每日都获得新的希望。他到南京去秦淮河问古,也常散步于早年读书的校园,喜欢谈论在大学教过他的教授:陈瘦竹、朱彤、诸祖耿、蒙圣瑞……他怀旧,常念起我的高祖高也东秀才、伯祖高二适先生、表伯赵继武教授,家族的文化渊源使他不经意露出了自信与自豪。尤其是高二适先生,常勾起他对早年受其教导的深深眷恋。“一高炳蔚荣书史,海邑同光颂楚星。”   而今,他把这种文化理想的实现深深寄托于第三代,这不仅因为老人们的共性,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习惯思维与责任。在他数百首诗歌中,这部分内容闪烁着“人本”的爱光,是生命真实意义的颂歌。他教育的宗旨围绕“爱”:爱国、爱民、爱事业……核心是爱国。这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心声。父亲并不能算得上是诗人,但他的心中有诗意。他把对生活的理想、热情用诗表达出来了,而且十分真切。有些诗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并非纯艺术、纯文学的,但这正是他生活、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他也写了大量的田园诗,古人笔下的归帆、炊烟、沙鸥、秋林在他的诗中被赋予了新意,这与那些有政治色彩的诗互为补充,是他精神自然、自在、自由的表露!   父亲八十多岁时,我将他接到北京家中。深夜我从工作室回家,他总是等着我,为我讲解古诗,几乎每日如此。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一旦清醒,他便自言自语,吟诵诗句,尽管声音微微弱弱……   诗,远自旷古,又辉映现实。萦回于无际的虚空,启迪着人生的理想。父亲以诗意抒写了他文化与教育的一生,也激励着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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